古代治水人物

1、禹（约公元前21世纪），中国传说中古代部落联盟领袖，是中国最早治理大洪水的领袖人物。他改以前边单纯用堵的办法为疏导的办法，取得了成功。他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精神，至今为人所传颂。他的治水思想至今仍值得借鉴。

2、孙叔敖（公元前770-前476年） 楚国期思（今河南淮滨期期思）人，当时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水利家。公元前605年，主持兴建了我国最早的大型引水灌溉工程——期思雩娄灌区。因该灌区的两条引水河总长为100余里，公元前598-前591领导修建了淮河流域著名古陂塘灌溉工程，以称安丰塘，其周长120许里，灌田万顷，迄今2500多年一直发挥着灌溉效益。

3、西门豹，河北人，战国时期魏国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水利家。魏文侯时曾任邺令，主持修筑引漳十二渠灌溉工程，在漳河上建无坝取水枢纽和12座低溢流堰，引出12条灌渠，既减少了河水泛滥之祸，又肥沃了土壤。引漳十二渠经人们的不断整治，灌溉效益一直延续到唐代至德年间（756-758年），有1000多年。西门豹死后，邺地百姓在他治水的地方兴建了西门豹大夫庙，宋、明、清三朝还为他树立了碑碣。直到现在，河北临漳地区还有一条渠道叫西门子渠。

4、史禄，亦叫监禄，名禄。秦朝人。史系官职，并非姓氏。禄的姓氏和生卒籍贯已不可考。历史对史禄的记载极为简略，只知道他受命在今广西安县主持兴建了著名的灵渠工程，从而把长江水每次和珠江水系连接了起来，对祖国的统一、南北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起过重要作用。灵渠的巧妙规划和高超的建筑技术，至今仍然受到中外人士的称赞。

5、郑国，战国末期韩国人。中国古代伟大的水利专家。战国末期，秦国崛起，东进中原，占领了周王室的旧地荥阳，陈兵于韩国边境，韩国危在旦夕。韩醒惠王设"疲秦之计"，想诱使秦国将人力财力用于大兴水利，以解燃眉之急。于是派遗郑国星夜兼程，赶赴秦国，给秦王蠃政献上一条"富国强兵"之策：郑国对秦王说，水害与水利本为一体，有水害需当治理，无水害可兴办水利。堵和疏的办法，固然得之于治理水害，但是，同样可以用于修堤筑堤渠，引水浇灌。秦国无水患可治，却可大兴水利。关中沃野千里，祗是雨水太少。关中东部是渭洛二水入河处，三水交汇，地下水位高，一经蒸晒，地面出现盐硷，百里茫茫，寸草不生。如果能修一条长渠，引泾水灌溉，干旱自然解决。时值关中连年干旱，军用粮草供应不足，秦兵无法继续东进，秦王正为粮草而苦恼，郑国之策正中下怀。秦王求利心切，不惜耗费巨大的资财，选精壮劳力，投入引泾程。郑国怀着非常复杂的心情开始主持修筑这项巨大的水利工程。他暗自决定，不管将来形势如何，一定要搞好这项工程。他在广泛勘察精心比较的基础上，找出了一条渠线。渠首自池阳(今陕西泾阳县)的瓠口，渠尾入北洛河，由西至东绵延三百余里，灌溉4万余顷。地形虽然复杂，但渠干一登上台？，就如？屋行水，居高临下，最大限度地扩大流域的灌溉面积。在缺乏勘察设计和仪器的古代，郑国凭借经验和勇气大胆设计，敢于引水上？。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广大民工的辛勤劳动，于公元前235年竣工。后人为了纪念这位水利大师，将此渠叫做"郑国渠"。在我国历史上，郑国渠是一项开凿早工程大 施工技术高超的水利工程，它改变了关中农业区的面貌，使八百里秦川成为富饶之乡。

6、李冰,秦昭王灭周后(公元前256-前251),任蜀守,领导兴修了一批水利工程,其中最主要的是都江堰工程。都江堰工程至今仍发挥着巨大的灌溉效益。为纪念李冰，早在唐代就兴建了李冰祠。

7、贾让，西汉末年人。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汉哀帝下诏“博求能浚川疏河者”，贾让应诏上书，提出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治河三策。针对汉代黄河河患频发的原因，提出了以“宽河行洪”思想为主的全面治理黄河的上、中、下三种不同对策，上策主张滞洪改河，中策提出筑渠分流，下策则为缮完故堤，贾让还对此进行了对比选优和评估。贾让“治河三策”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8、张戎，字仲功，西汉末长安人，曾任大司马史。元始四年（公元4年），安汉公王莽召集群臣征求治河意见，张戎应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首先指出黄河的特性：“水性就下，行疾则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诸郡，以至京师东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干燥，少水时也，故使河流迟，贮淤而稍浅；雨多水暴至，则溢决。而国家数堤塞之，稍益高于平地，犹筑垣而居水也。”最后他提出了治河主张：“可各顺从其性，毋复灌溉，则百川流行，水道自利，无溢决之害矣。”张戎早在两千年前即从水流、泥沙角度分析河患成因，提出以水刷沙的主张，确实有创见性的。特别是“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这句名言，为黄河水沙作了量的估计，对后世黄河治理具有重大意义，常为人们所引用。

9、王景（约公元20-90年） 琅琊不其（今山东即墨县西南）人，东汉水利家。自幼“广窥众书”，学识渊博，掌握多种技艺，尤其热心于水利工程建设。永平十二年（69年）主持由几十万人参加的治理黄河、汴河。使桀骜不驯的黄河安流800年，后人对王景“河、汴分流”，固定了河道，给予很高的评价。历史上对王景充满了赞扬之词：“王景治河，千载无患”。

10、司马孚（180～272）,字叔达，河内郡温县（今河南省温县）人，司马懿之弟，魏文帝时曾任中书郎、骑都尉、河内典农等职，赐爵关内侯。明帝时进爵昌平亭侯，迁尚书令。晋武帝代魏后，封为安平献王。约在魏文帝黄初六年（公元225年），司马孚奉命至河内郡（治所在今河南沁阳），整修前代开发过的枋口引沁工程，“兴河内水利”。他巡视了沁水的发源地，考察了前代的灌溉设施。他发现沁水坡降陡，洪水时夹卵石而下，常撞坏易朽的木门，门坏则进水过多，稻田泛滥。他又发现：堰口五里以外，有天然方石数万枚，可以用以垒砌石门。他认为改建为石门后，“若天晹旱，增堰进水；若天霖雨，陂泽充溢，则闭枋断水，空渠衍涝，足以成河，云雨由人，经国之谋，暂劳永逸”。他的意见得到魏文帝批准，“于是夹岸累石，结以为门，用代木门枋”，进一步保证了农田灌溉的需要。这个灌区的渠系情况，史书记载不祥。相传秦代已有工程，也称秦渠。魏后历代整修不断，唐大和七年（公元833年）节度使温造重修枋口堰，曾灌济源、河内、温县、武德、武陟田5000余顷。

11、姜师度（？～723），唐魏州（今河北大名北）人。曾任易州刺史、御史中丞、大理卿、司农卿、陕州刺史、河中尹、同州刺史、将作大匠等职。“勤于为政，又有巧思，颇知沟洫之利”，在初唐甚有政声。唐神龙年间（公元705～707年），姜师度在易州刺史及河北道监察兼支度营田使任内，于蓟门之北引水为大沟，以防奚人及契丹入侵；又考魏武帝曹操修渠旧事，“傍海穿漕”，修平虏渠，避开了海运艰险，使中原腹地至北疆前线的粮运得以畅通无阻。唐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姜师度改任陕州刺史。到职后，他看到州西太原仓虽距黄河不远，但常须用车载米至河边，然后登舟西运关中，颇费人力。他根据地形地势，率众开挖了地道，仓米“自上注之，便至水次”，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开元二至四年，他又在华阴县境开敷水渠，“以泄水害”。在郑县（今陕西华县）疏修利俗及罗文故渠，引水溉田；并建堤于渭水之滨，以防漫溢。开元六年，蒲州改河中府，姜调为河中尹。辖境原有安邑盐池，年久渐形涸竭。师度经过考察，“发卒开拓，疏决水道，置为盐屯”，公私享其利。开元七年，再迁同州（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县境）刺史，又于“朝邑、河西二县界，就古通灵陂择地引洛水及堰黄河灌之，以种稻田，凡二千余顷，内置屯十余所，收获万计”。 《旧唐书》对姜师度赞之称：“师度既好沟洫，所在必发众穿凿，虽时有不利，而成功亦多。先是，太史令傅孝忠善占星纬，时人为之语曰：‘傅孝忠两眼看天，姜师度一心穿地’。”

12、刘晏（？～780），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人。唐上元、广德年间曾任户部侍郎、吏部尚书、度支盐铁租庸使及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使等职。 安史之乱使漕运受到严重破坏。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平息了叛乱后，次年代宗即命第五琦与刘晏疏浚汴渠，并以刘晏专领东都、河南、江淮粮食盐铁转运事宜，凡漕事“亦皆决于晏”。在刘晏的主持下，一方面参照裴耀卿分段漕运的办法，使“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岁转输百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另一方面又在扬州制造可以直达三门的专用船2000艘，每船载重千斛，“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扬州遣将部送至河阴，上三门，‘号上门填阙船’，米斗减钱九十”，并“调巴、蜀、襄、汉麻枲竹绦为绹”，用作挽舟之用。经过刘晏的整顿，“轻货自扬子至汴州，每驮费钱二千二百，减九百，岁省十余万缗”，运至关中的漕米每年也恢复到110万石，保证了京师地带的粮食供应。

13、范仲淹(989-1052),苏州吴县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范仲淹出生在一个贫苦农家，两岁丧父。他从小有志，发愤读书。26岁中进士，开始做官。文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武官至枢密副使（宋朝军事机关枢密院的副长官），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倡言。他在水利方面也作出了不朽业绩。曾在江苏东部海滨修筑捍海大堤——范公堤，恩泽后代。在治理太湖时期，结合自己的治水实践，提出了“浚河、修圩、置闸”三者并重的治水方针，较妥善地解决了蓄与泄、挡与排、水与田之间的矛盾，至今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4、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北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至和年间,就黄河问题提出过重要意见。宋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决于澶州商胡埽(今河南濮阳东北),河水改道北流,经大名府、恩州、冀州、深州、瀛州、永静军等地,至乾宁军合御河入海。当时因年荒民困,没有立即堵口。皇祐三年(1051年),北流于馆陶郭固口决口,四年堵塞后流势仍不畅,引起了北流和恢复故道东流的争论。至和二年（1055年）,欧阳修极力反对回河东流，连上两疏陈述不能回河的理由。在第一疏中,他分析了当时“天下苦旱,京东尤甚,河北次之”,“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后,继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的严重形势,认为在“国用方乏,民力方疲”之际,以“三十万人之众,开一千余里之长河”,不但人力、物力不允许,而且会引起“流亡盗贼之患”，危及宋王朝的根本利益。在第二疏中,他根据自己的观察体会,首先从分析黄河淤积决溢规律出发,阐述了不宜回河的原因。他说：“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渐壅,乃决上流之低处,此势之常也。”接着他又分析了京东、横陇河道的具体情况，指出：“天禧中,河出京东,水行于今所谓故道者。水既淤涩,乃决天台埽,寻塞而复故道；未几,又决于滑州南铁狗庙,今所谓龙门埽者。其后数年,又塞而复故道。已而又决王楚埽,所决差小,与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终以壅淤，故又于横陇大决。是则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所复不久终必决于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横陇既决,水流就下,所以十余年间,河未为患。至庆历三、四年,横陇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余里；其后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决于上流之商胡口。然则京东、横陇两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弃之高地。京东故道屡复屡决,理不可复,不待言而易知也。”同时,欧阳修还认为,河渠司李仲昌等议开的六塔河,宽仅五十步,“欲以五十步之狭,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并断言六塔河“于大河有减水之名,而无减患之实。今下流所散,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则滨、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胜其患,而又故道淤涩,上流必有他决之虞,此直有害而无利耳,是皆智者之不为也”。欧阳修的奏疏未予采纳,朝廷命加紧堵口,开六塔河。嘉祐元年(1056年)四月,商胡决口塞而复决,回河失败。

15、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省夏县)人,宋仁宗宝元年间进士,曾任天章阁待制、御史中丞、门下侍郎、尚书左仆射,封温国公,为北宋著名史学家,《资治通鉴》的主编,神宗年间参与过治河工作,提出过重要意见。熙宁元年(1068年)六月,北流黄河“溢恩州乌栏堤,又决冀州枣强埽”,七月再“溢瀛州乐寿埽”,神宗向群臣询问对策。都水监丞李立之主张“于恩、冀、深、瀛等州,创生堤三百六十七里以御河”,另一都水监丞宋昌言则认为“今二股河门变移,请迎河港进约,签入河身,以纾四州水患”，并建议“开二股以导东流”。十一月,司马光受命到北流所经四州视察,并研究“六塔、二股利害”。熙宁二年正月,司马光回奏：“请如宋昌言策,于二股之西置上约,擗水令东。俟东流渐深,北流淤浅,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卢河,下纾恩、冀、深、瀛以西之患”。三月,司马光再奏：“治河当因地形水势,若强用人力,引使就高,横立堤防,则逆激旁溃,不惟无成,仍败旧绩。臣虑官吏见东流已及四分,急于见功,遽塞北流。而不知二股分流,十里之内,相去尚近,地势复东高西下。若河流并东,一遇盛涨,水势西合入北流,则东流遂绝；或于沧、德堤埽未成之处,决溢横流。虽除西路之患,而害及东路,非策也”。根据这种情况,他认为东流方案要稳妥可靠,应当采取缓进办法,当年东流分水二分,等三至五年东流分水八分以上,二股河“冲刷已阔,沧、德堤埽已固”时,再将北流闭塞。七月,二股河通,北流分水减少,判都水监张巩力主即闭北流,司马光仍以为不可。他说：“巩等欲塞二股河北流,臣恐劳费未易。或幸而可塞,则东流浅狭,堤防未全,必致决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于沧、德等州也。不若俟三二年,东流益深阔,堤防稍固,北流渐浅,薪刍有备,塞之便。”神宗意欲闭断北流,未采纳,命张茂则、张巩等全力进堵,北流塞。北流塞后不久,河决于许家港。此后数年东流不断决溢,元丰五年(1082年)又全归北流,回河东流再告失败

16、王安石（1021-1086） 江西抚州人，北宋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所主持的变法，在历史上有较大影响。变法期间，他制订了发展农业的各种新法，其中《农田水利约束》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农田水利法。《农田水利约束》的颁布和实施，大大调动了全国人民兴修水利的积极性。形成了“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堰陂塘，悉务兴复”的喜人景象。许多地方在新法的彭励下，自动组织起来，大兴农田水利，形成了一次水利建设高潮。

17、沈括（1031～1095年），字存中，号梦溪丈人，北宋浙江杭州钱塘县（今浙江杭州）人，汉族。北宋科学家、政治家。仁宗嘉佑进士，后任翰林学士。一岁时南迁至福建的武夷山、建阳一带，后隐居于福建的尤溪一带。沈括早在任沭阳县主簿的时候，就主持了治理沭水的工程，组织几万民工，修筑渠堰不仅解除了当地人民的水灾威胁，而且还开垦出良田七千顷，改变了沭阳的面貌，在任宁国县令的时候，他倡导并且主持在今安徽芜湖地区修筑万春圩，开辟出能排能灌、旱涝保收的良田一千二百七十顷，同时还写了《圩田五说》、《万春圩图书》等关于圩田方面的著作。熙宁五年（1072年），沈括主持了汴河的水利建设。为了治理汴河，沈括亲自测量了汴河下游从开封到泗州淮河岸共八百四十多里河段的地势。他采用“分层筑堰法”，测得开封和泗州之间地势高度相差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这种地形测量法，是把汴渠分成许多段，分层筑成台阶形的堤堰，引水灌注入内，然后逐级测量各段水面，累计各段方面的差，总和就是开封和泗州间“地势高下之实”。仅仅四五年时间里，就取得引水淤田一万七千多顷的成绩。在对地势高度计算时，其单位竟细到了寸分。

18、宋用臣,字正卿,开封(今河南开封)人,宋神宗年间曾任登州防御使、宣政使、瀛州刺史、蔡州观察使等职。《宋史》称其“为人有精思强力,神宗建东西府,筑京城,建尚书省,起太学,立原庙,导洛通汴,凡大工役,悉董其事”，为著名建筑家和水工专家。汴河以黄河水为源。宋代虽采取许多措施,但泥沙淤积日益严重。据沈括《梦溪笔谈》称,到熙宁初,“京城东水门,下至雍丘(今河南杞县)、襄邑(今河南睢县),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余,自汴堤下瞰民居,如在深谷”。为了根本改善汴河条件,保证京都供应,撇开黄河改引洛水入汴之议遂起。元丰元年(1078年),朝廷曾派数人往汴口考察,有人以为黄河河道北滚,“退滩高阔,可凿为渠,引洛入汴”；有人以为“工费浩大,不可为”。二年正月,神宗复遣宋用臣前往调查。用臣返回京城后,认为引洛入汴之议可行,并提出了自己的补充意见：“自任村沙谷口至汴口开河五十里,引伊洛水入汴河,每二十里置束水一,以刍楗为之,以节湍急之势,取水深一丈,以通漕运。引古索河为源,注房家、黄家、孟家三陂及三十六陂,高仰处潴水为塘,以备洛水不足,则决以入河。又自汜水关北开河五百五十步,属于黄河,上下置闸启闭,以通黄、汴二河船筏。即洛河旧口置水澾,通黄河,以泄伊、洛暴涨。古索河等暴涨,即以魏楼、荥泽、孔固三斗门泄之。计工九十万七千有余。仍乞修护黄河南堤埽,以防侵夺新河。”神宗批准了这个方案,“三月庚寅,以用臣都大提举导洛通汴”。“四月甲子兴工,……六月戊申,清汴成，凡用工四十五日。自任村沙(谷)口至河阴县瓦亭子；并汜水关北通黄河,接运河,长五十一里。两岸为堤,总长一百三里,引洛水入汴。七月甲子,闭汴口,徙官吏、河清卒于新洛口”。引洛济汴工程全部竣工。引洛入汴后,泥沙大为减少,汴河航道改善,漕运顺畅。元祐年间虽曾一度复引黄河水入汴,但不久即再引洛通汴。直到北宋末年,汴河的水源一直以洛河为主。

19、苏辙(1039～1112〉,字子由,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宋神宗年间曾任翰林学士、尚书右丞、门下侍郎等职,为著名散文家,哲宗元祐年间参加过治河争论,为第三次回河的主要反对者。 元丰五年(1082年)河归北流后,依然决溢不断。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朝廷命“秘书监张问相度河北水事”,十一月张问“请于南乐大名埽开直河并签河,分引水势入孙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回河东流之议复起。大臣文彦博、安焘、吕大防、王岩叟、王觌和都水王令图、王孝先、吴安持、李伟等,都力主回河东流；右相范纯仁和苏辙、曾肇、赵瞻、范百禄、王存、胡宗愈等则主张维持北流,反对回河。元祐三年六月皇帝下诏称:“黄河未复故道,终为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议,已尝兴役,不可中罢,宜接续工料,向去决要回复故道。三省、枢密院速与商议施行。”苏辙面对回河加速之势,连上三疏,极力反对,大意谓:“议复故道,事之经岁,役兵二万,聚梢桩等物三十余万。方河朔灾伤困弊,而兴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窃叹。”“今小吴决口,入地已深,而孙村所开,丈尺有限,不独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黄河之性,急则通流,缓则淤淀,既无东西皆急之势,安有两河并行之理？纵使两河并行,未免各立堤防,其费又倍矣。”在疏中他又针对北流致“御河湮灭失馈运之利”,“恩、冀以北,涨水为害,公私损耗”,“河徙无常,万一自契丹界入海,边防失备”等三说进行了反驳,极力主张停止回河之役。元祐四年正月,朝廷下诏停止回河及修减水河；七月,冀州南宫等五埽危急,都水监仍坚主东流或“二股分行,以纾下流之患”。八月,苏辙再次上疏称:“夏秋之交,暑雨频并。河流暴涨出岸,由孙村东行,盖每岁常事。而李伟与河埽使臣因此张皇,以分水为名,欲发回河之议,都水监从而和之。河事一兴,求无不可,况大臣以其符合己说而乐闻乎?”“臣愿急命有司,徐观水势所向,依累年涨水旧例,因其东溢,引入故道,以纾北京朝夕之忧。故道堤防坏决者,第略加修葺,免其决溢而已。至于开河、进约等事,一切毋得兴功,俟河势稍定然后议。”元祐五年二月、九月,苏辙又两次进言谏阻东流,并要求“罢吴安持、李伟都水监差遣,正其欺罔之罪”,甚至以“修河司若不罢,李伟若不去,河水终不得顺流,河朔生灵终不得安居”之辞相警告。但以太后为主的中枢始终倾向东流,虽时停时作,至元祐七年十月河水已大部东流。绍圣元年(1094年),“尽闭北流,全河之水东还故道”。 这次黄河回复东流,不过仅仅五年时间,至元符二年(1099年),黄河于内黄决口,东流断绝,主流又趋向北流,仍至乾宁军一带入海。积极主张回河的吴安持、郑佑、李仲、李伟等被朝廷加罪,“投之远方”，结束了第三次回河的争论。

20、都实，蒙古人，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世祖忽必烈派他为“招讨使佩金虎符”，带领人马到黄河源进行勘察。他们自河州（今甘肃临夏）宁河驿出发，穿过甘肃南部崇山峻岭，经积石山东，溯河而上，历时四个月到达河源地区，完成考察任务。同年冬回到大都（今北京），将考察情况绘图上报。元人潘昂霄根据都实之弟阔阔出的转述，写成《河源志》，对黄河上游干支流的情况作了详细记载，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考察河源。

21、贾鲁，（1297—1353）字友恒，元代高平人。至正十一年（1351），诏命贾鲁为工部尚书、充总治河防使，征发民工15万，军士2万，兴役治河。贾鲁敏达干练，竭诚行事。他面对奔腾咆哮的黄河，采取疏、浚、塞并举的方略，疏浚中，凡生地新开，凿之以通，故道高低，取之以平，河身广狭，导之以直，淤塞之道，浚之以深，泽水之地，开渠以排洪。塞堵中，凡薄垒之堤，增之以固；决河之口，筑堤坝以塞其流。贾鲁在三百余里的治黄工地上亲自指挥，督人巡察，宜疏则疏，宜塞则塞，需防则防，需泄则泄，使河槽高不壅，低不潴（聚水），淤不塞，狂不溢，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在堵截山东曹县黄菱岗大堤决口时，因决口势大，又遇秋汛，河口刷岸北行，回旋急，难以堵截，贾鲁用27艘大船做一“方舟”，方舟装石，依次下沉，层层筑起“石船大堤”，大堤合龙时，水势猛急，若自天降，怒吼咆哮，犹撼船堤，“观者股栗，众议腾沸”，以为难合，贾鲁神色不动，机解捷出，对施工人员“日加奖谕，辞旨恳切，众皆感激赴工”。经过惊心动魄的大搏斗，终于完成了黄陵岗浩大截流工程。治河工程从四月二十二日兴工，七月就凿成河道280多里，八月将河水决流引入新挖河道，九月通行舟楫，十一月筑成诸堤，全线完工，使河复归故道，南流合淮入海，治河大功告成。

22、郭守敬（1231-1316) 河北邢台人，元代杰出的科学家，对天文、历法、水利三方面贡献很大。中统三年（1262年）提出修治燕京附近运道、开发邢台、磁州农田水利及豫北沁河、丹河水利等六项建议，这些建议得到元始祖忽必烈的称赞，并被任命为“提举诸路河渠”，受命负责河流与渠道的整修、管理事务。中统四年（1263年），郭守敬因兴修水利有功，升任副河渠使。1264年在西夏地方行政长官张文谦的支持下，在宁夏等地修复、新建了数十条引黄灌溉渠道，并修建了许多水闸。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唐徕渠、汉延渠等十几条渠道就是当时重修的。次年郭守敬升任都水少监，协助都水掌管全国的水利事务。回到大都后，郭守敬提出重开金口河，以引浑河（今永定河）之水入大都，兴漕运与灌溉之利。至1266年，全面整修了金口河，使这条旧渠道起到了既能灌溉又能漕运的作用。至元八年（1271年）郭守敬升任都水监，掌管全国水利工作。元十二年（1275年）元朝廷开始修筑京杭大运河，郭守敬奉命勘察了今山东西南的泗水、汶水、御河等主要河流，设计了京杭大运河山东段的河道线路，为运河全面沟通奠定了基础。至元十三年任工部郎中，不久又调至太史局，负责制订新历法。至元十七年完成了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最精确的《授时历》。郭守敬还研制成功了近二十种观测天象仪器，组织实施了规模宏大的“四海测”计划。提出了以海平面为地形测量的基点的科学理论及“海拔”的概念。元二十八年复任都水监，修复通惠河工程。至元三十一年任文馆大学士知太史院事。郭守敬是与张衡、祖冲之等人齐名的我国古代八大科学家之一，是十三世纪末登上世界科学高峰的杰出人物。

23、周用,字行之,江苏吴江人,明弘治年间进士,曾任吏部尚书,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总理河道。他治河提倡沟洫治理,认为黄河之所以有决徙之变,是由于“数千里之黄河,挟五六月之霖潦,建瓴而下,乃仅以河南开封府兰阳县(今兰考)以南之涡河,与直隶徐州、沛县百数十里之间拘而委之于淮”,哪有不横流溃决之理。因此他提出用沟洫治理黄河的必要性。他说:“天下之水,莫大于河,天下有沟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黄河何所不容?天下皆修沟洫,天下皆治水之人,黄河何所不治?水无不治,则荒田何所不垦?一举而兴天下之利,平天下之大患,以是为政,又何所不可?”他是想把黄河洪水分散到田间地头,有利于农业生产,又可达到消除黄河洪患之目的。他这种治河思想,打破历史上单纯依靠下游堤防治理的局限性,探索出新的治河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