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益银信博物馆收藏的“夏湾致公堂馆底票”。
李煜堂、李自重父子是李氏族人支持革命的中坚力量。
“华侨为革命之母。”这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对海外华侨的评价。百年前武昌城头的枪声，不仅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二千余年的封建制度，更是为中国进步打开了闸门，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这股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中，无数身在海外的五邑侨胞们抛头颅、洒热血，热情支援辛亥革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不少爱国华侨纷纷积极捐款捐物，并通过侨批渠道将资金源源不断寄入国内，支持革命党人组织起义，支援辛亥革命。在三益银信博物馆，银信收藏家李柏达珍藏着一封票据，那是其曾祖父为支援革命捐献经费的凭证，不仅展示了五邑侨胞对辛亥革命的支持热情，更是蕴含着赤诚的中国心。
为国解忧
底票见证华侨爱国热情
十多年前，李柏达在家里的金山箱内找到了一张白布印制的票据，泛黄的票据上面印着“夏湾致公堂馆底票”，底票正文是：“兹收到李云宏馆底美银叁元，凡我同人应有举选议事之权，限特发回收条存据是实。古巴致公堂发(盖红色‘古巴夏湾致公总堂书柬’章) 天运九年十二月廿日”据介绍，这是李柏达曾祖父李云宏交给古巴夏湾致公堂会费的票据。
19世纪中叶，由于当时美国的排华政策，大批华人移民到古巴，李柏达的曾祖父李云宏便是其中的一位。像李云宏一样，不少五邑华侨在这里定居下来后，靠着做小买卖，或者给人打工，一点点地积累资金，定期寄给家乡亲人，改善生活。当国内社会出现动荡时，五邑华侨们更是首当其冲，掀起爱国募捐的浪潮。
据载，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至辛亥革命爆发的十余年间，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团体为筹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经费，曾在海外印发了各种名目的筹饷票券。这些筹饷票券包括交付会费的“凭照”或“底票”、以“公会”“公司”等名义发行的“股券”、各个时期的筹饷债券、纸币形式的票券和其他各种筹款收据共五大类。而李柏达曾祖父的“夏湾致公堂馆底票”则属于底票一类。
“古巴的首都哈瓦那，台山话音译为亚湾或夏湾，所以票据写的夏湾致公堂就是指古巴致公堂，这是早期五邑人用台山方言为远隔重洋彼岸的商埠烙上的中国印记。”李柏达介绍，致公堂是早期海外最大华人社团洪门的一个机构，只要有华人聚集的地方，基本上就会有这样的组织，在还没有强大的驻外使馆的时候，致公堂承担着保护华侨利益的责任。
根据记载，1904年，孙中山对美洲洪门实行整顿改造，以动员洪门力量资助国内的革命斗争，按孙中山亲手起草的总注册章程，其第一章第四条的规定为：“凡各埠堂友，须一律认捐重建公堂楼宇经费，额捐钱一元为底，多而益善。认捐者须详报姓名，俾照注簿存据。此次必须照额捐足领取底票，方能享受总堂一切权利。”
“当时最低认捐金额是一元，而我的曾祖父则捐赠了三元。他当时在古巴的日子也不富裕，这对他来讲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他还是选择捐赠出去支持革命。”秣厉多劳，惟努力报国，李柏达的曾祖父收到的夏湾致公堂馆底票,不仅书写着五邑华侨支持辛亥革命的史实，见证五邑华侨以赤子之心支援革命的爱国情怀，更反映了当时爱国人士参与革命活动的情形，是珍贵的辛亥革命历史文物。
除了曾祖父李云宏的“夏湾致公堂馆底票”，在李柏达家中，还有一张其高祖父李俊衍购买的“光绪元宝成元”纸币（成元票），也是五邑华侨支持爱国活动的重要见证。
“辛亥革命时期，广东革命起义军政府在准备印制发行新纸币之前，在部分广东官银局发行‘光绪元宝成元’纸币，暂时流通，以满足金融商业的需要。”李柏达说，“李俊衍长期旅居海外，目睹腐败的清政府给国人带来的灾难。为了表达自己对革命的支持，决定购买一张10元的成元票。此票他舍不得使用，一直珍藏在家里，成为我们的传家宝。”
前赴后继
李氏父子投身革命事业
薄薄的银信不仅记载了五邑海外华侨在异国他乡自强不息、艰苦拼搏的人生故事，也体现了他们对家乡、对亲人的浓浓牵挂，更体现出五邑华侨对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
“五邑华侨尽管身在异乡，但心系祖国，加之更易接触到当时的先进思想，自然会成为辛亥革命的主力军。他们为革命提供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甚至不惜舍弃家业，投身革命。”李柏达说，其祖父支持革命的行为并不是个例，早年间，无数李氏族人前赴后继，参与到爱国革命事业中。其中李煜堂、李自重父子便是李氏族人支持革命的中坚力量，二人先后加入同盟会，尽己之力维持革命薪火不熄。
2009年上映的历史题材电影《十月围城》被媒体誉为当年的“年度最佳华语片”。该片描述了香港一众仁人志士为保护孙中山、谋求革命发展而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事迹。而片中的主要人物——香港富商李玉堂，他的原型李煜堂确是一位爱国商人、实业家、革命先锋。
出生于台山县的李煜堂是晚清民国时期广东商人的代表人物，18岁就跟随兄长出洋经商，在海外学习揣摩西方人经营之法，经过数年累积后返回香港继承父业，创设了金利源、永利源两家药材行，成为香港著名的富商。甲午战争之后，李煜堂又创立广州电力公司、面粉公司、进出口公司。1902年起，他开始经营保险业，分店遍设国内商务口岸及南洋诸岛，当时的人们称他为“保险大王”。
李煜堂经营实业的同时，对国事仍时时关心。1905年美国颁布禁止华工入境条例，他联络广州、香港工商学报界组织拒约会，公开支持抵制美货运动。在运动中，李煜堂又联合何启、曹善允等与美商代表谈判，并达成“十二条款”草案。同年，他加入香港同盟会，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06年革命党的唯一机关报《中国日报》因受保皇党人控诉，几濒停业，经陈少白、冯自由之请，李煜堂出资购买该报，使其得以维持。辛亥革命前，他把金利源药材店作为革命活动的秘密联络点。
在随后的讨袁之役、护法运动、北伐战争中，李煜堂都积极联络港商，筹集款项资助军队，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他也因此兼任了大元帅府参议、总统府参议、中央财政委员会委员等职。
虎父无犬子。李煜堂受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思想的影响，于1900年将其子李自重送去日本留学。李自重于是在日本结交了革命党诸位志士，于1904年加入了同盟会，由孙中山亲自主持了他的“问心事”入会仪式。1905年，孙中山派李自重和冯自由从日本返回香港，以打开革命局面，并任命二人为省港澳同盟会主盟。李煜堂也与其弟一起加入了同盟会。
辛亥革命爆发以后，李自重与李海英在家乡台山发展革命组织，扩大同盟会，成为广东革命发展的重要力量。民国政府成立后，他与其父一样，也担任了一段时间财政部官员，不久即弃政还商，子承父业，打理家族事业，并在香港社会团体及相关行业内任要职，将父亲的商业与革命事业延续下去。
李柏达认为，在这样一个国家危难的时期，银信的内容和作用也发生了变化。除了对家乡亲人的深切关怀，又多了一些国家危亡时的同仇敌忾。“寄汇回国内的银钱增加了，寄到家中的银钱却减少了。这是因为海外华侨拿出了更多的银钱，用于支持和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李柏达说。
对于祖国，五邑华侨更是怀抱着一颗赤子之心。在祖国遭受苦难时，他们总是挺身而出，毁家纾难，捐钱捐物，甚至奉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正是无数像李氏父子一样的五邑海外华侨的无私奉献，中国的革命活动才能持续地坚持下去，也激励了革命党人愈挫愈勇、屡败屡战。这些华侨为了民族的振兴和国家的强盛，参与创建革命组织、宣传革命思想、组织策划革命活动、慷慨捐资助饷、回国参加起义流血牺牲，是革命组织的中坚力量。
策划/刘运华 叶桃 统筹/王平强 严建广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朱磊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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